博物馆Vol.003 | 恭王府博物馆
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地区前海西街17号，为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庆亲王永璘的宅邸。1851年宅邸赏赐给恭亲王奕訢，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
公主府
乾隆皇帝共有十个女儿，在五个已存的公主中，固伦和孝公主不但"性刚毅，能弯刀弓，少尝男装随上狡猎，射鹿丽黾，上大喜，赏赐优厚。"，而且长得特别像父亲，所以最受宠爱，乾隆曾经对公主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
十公主为惇妃汪氏所生，出生之时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五岁，而距离上一个孩子的诞生，也有近十年的时间。老来得女的喜悦，让乾隆皇帝破格晋封十公主为固伦和孝公主，享受皇后嫡出女儿的待遇，相当于亲王。而且，他还让十公主享有乘坐金顶轿的资格，那更是嫡出公主都不一定能得到的特殊待遇，超过了她所有的姐姐们。
而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二十日，乾隆就把这位只有六岁的十公主指婚给尚书和珅的儿子，并给这个未来的女婿赐名“丰绅殷德”。丰绅殷德与公主同年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十九日，比固伦和孝公主小半个月，丰绅殷德也与其父亲和珅一样英俊美貌，史载“其子丰绅殷德，号天爵，善小诗，俊逸可喜”。“丰绅”在满语中是福裕的意思，乾隆赐名是希望女婿能福裕长驻，为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带来好运。
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十公主订婚刚刚一个月，乾隆便下旨“所有李侍尧入官中一所房屋着赏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大学士和珅奉旨开始修建十公主府，府邸极尽豪奢并多有逾制，如西路嘉乐堂是按照故宫宁寿宫式样而建，使用了非臣子能用的毗卢帽门、太平缸、铜路灯等。经过四年，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公主府基本建成。
·恭王府及花园鸟瞰图。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1790），十五岁的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在正大光明殿举行初定礼，永寿宫作为筵宴场地。乾隆皇帝送给女儿的陪嫁丰厚奢华，仅绫缎类的衣料就达到近两千匹，不但嫁妆是十公主本应封号的十倍，而且赏赐的器玩价值数百万金，此外还另行特赐了帑银三十万。而爱屋及乌的乾隆皇帝，对丰绅殷德也宠爱而加，下旨曰："命固伦公主额附丰绅殷德在御前行走。"后又任其为教秩大臣。就在公主下嫁后的第六天，乾隆皇帝就驾临公主府第，看望新婚的女儿。
清代皇家为王爷公主们建府、分府，同时赏赐安家所需的大批物品、金银等，但王爷、公主们对王府只有居住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一旦犯罪、革爵、降爵，王府是随时可能被收回后再分配的。如果不收回，王爷的降爵子孙是可以继续住在王府里的，只不过是由王爷府变成了贝勒府、贝子府或者某某公府。
02
恭王府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乾隆去世后的第三天和珅获罪，嘉庆皇帝列和珅二十大罪，抄家籍产，降旨赐和珅自尽。公主府内的嘉乐堂，室内的装潢全部为金丝楠木制成，用材华丽豪奢，工艺精美绝伦，与紫禁城中的宁寿宫相似。嘉庆帝赐死和珅二十大罪中“僭侈逾制”一条指的就是“嘉乐堂”这间楠木大殿。
·嘉乐堂（锡晋斋）外景。
圣旨中说：“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这座楠木殿至今依然存留了主要部分，保持了和珅时期的样式。
·嘉乐堂（锡晋斋）内景。
和珅被赐死后，其子丰绅殷德因是“额附”免于一死，仍和公主居住在东路。现多福轩和乐道堂梁架彩画多处绘有金凤和玺彩画即是公主府时期的遗存。多福轩面阔五间，灰瓦卷棚顶，是王府的穿堂客厅，主要用于主人日常接待来客、亲友或前来回禀公事的下属，兼用作存放皇帝送来的礼物地方。
·多福轩内景。
后来，嘉庆皇帝将这座宅邸一分为二，一半归还十公主及额驸，另一半赐给他的十七弟庆郡王永璘。有那么一段时间里，这个宅子就是一家一半，两家分着东西路，一墙之隔住在里面。
嘉庆二十五年庆郡王永璘去世后，府邸由庆郡王的儿子及后人居住。到了道光三年（1823），公主去世了，而宅子也就全归永璘家了。此时，和硕亲王永璘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皇帝将庆王府赐给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奕訢迁居此府，从此这里改称恭王府。爱新觉罗·奕訢，号乐道堂主人，是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在奕訢住进来半年后，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52年12月4日），咸丰皇帝陪着奕訢的母亲驾临恭王府，咸丰皇帝还为奕訢府第的殿堂题写了多福轩、葆光室匾额。“葆光”一词源于《庄子·齐物论》：“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咸丰皇帝之意是让奕訢收敛其光，暗含着告诫之意。恭亲王奕訢为此撰写了一篇《葆光室铭》，表示明白咸丰的意思。
·道光皇帝题写的“葆光室”匾额。
恭王府在奕訢时期，声名鹊起、煊赫一时。同治初年，奕訢重新对府邸后花园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并命名“朗润园”。花园入口有东、中、西三处，与三路景观相对应。中路正门为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石拱门，称“西洋门”；东路从一条曲折蜿蜒的山间小径出入，景名“曲径通幽”；西路入口仿长城样式建造，称“榆关”。
·中路花园正门“西洋门”。
·西路入口“榆关”。
西洋门由汉白玉石雕砌，形制仿圆明园中大法海园门所建。门额外刻“静含太古”，内刻“秀挹恒春”。西洋门是园内唯一的西式建筑。西洋门后为蝠池，因形似蝙蝠而得名，有祈福的寓意。池四周种植榆树，每年春末，榆钱纷落蝠池，寓意“福”和“财”共佑主人吉祥富贵。
·蝠池。
·安善堂。
院落北端的大戏楼建于同治年间，是恭亲王及其亲友看戏的场所。这座戏楼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全封闭式的王府大戏楼。建筑面积685平方米，其建筑形式采用三卷勾连搭全封闭式结构，戏楼内无论是墙壁上还是柱子上都满绘缠枝藤萝，一片绿叶森森、紫花盛开的景象。
大戏楼的声音效果绝佳，为了保证声音逼真，戏台底下放置了若干口大缸，巧妙特殊的构造增大了共鸣混响空间，使观众身处戏楼里的任何位置，都能不借助任何传声工具而清晰地听到演员的演唱。
花园的最后一座建筑是“蝠厅”，又称蝠殿、蝠房子，正厅面阔五间，前后出抱厦三间。两侧出耳房，四面出廊，形制多变，如蝙蝠两翼。耳房比正厅略前，形成曲折对称类似蝙蝠的平面，故名蝠厅。其建筑彩绘上的斑竹，全部是由油工一笔一笔画上的。该建筑的造型和彩画被誉为“古建筑中只此一例”。
据说恭王府花园建筑上共有9999只蝙蝠，加上福字碑，正好凑上了10000个“福”，因此又称“万福园”。而这万福园中最大的“福”，就是康熙帝御笔所题写的，一个字内暗含“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是古今唯一的“五福合一”、“福寿合一”之福的“天下第一福”了。
·恭王府 福字碑。©网络
咸丰年间，奕訢于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过世，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1861年到1884年，奕訢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在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清廷为了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他才再度被起用。
这座宅邸见证了主人在君权面前从失意到得意到再失意到再得意的跌宕起伏。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在恭王府病逝。奕訢之孙溥伟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承袭恭亲王爵位。
曾是和珅的住所的“嘉乐堂”，在庆亲王和恭亲王时期称为“庆宜堂”，小恭王溥伟时因斋内存有晋代陆机的《平复帖》而改名锡晋斋。
·晋 陆机《平复帖》（局部）。©故宫博物院
在局势动荡、风雨飘摇的1911年末，作为大清皇权的坚定拥护者，溥伟极力反对共和，并决定毁家纾国，变卖府中历代收藏的古董文物。由于对袁世凯不抱好感，担心遭到袁世凯迫害，1912年1月，溥伟将恭王府所藏文物（除字画外），全部卖给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并从恭王府出逃。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恭王府第一次成为可由王公随意处置的私产。溥伟出逃后，留在恭王府掌事的是奕訢的一个侧福晋。1920年左右，溥伟因复辟清王朝筹集经费及生活所迫，指使家人以恭王府作抵押向西什库教堂一个叫包士杰的法国神甫借款。
·1913年的恭王府正门。
1924年，隐居西山的溥伟的第弟溥儒、溥僡及母亲回到恭王府花园居住。由于溥伟不断的续借以及利滚利，几年后数额已是很大，溥伟无力还款。1936年，溥伟病逝后，包士杰于1937年向北平地方法院起诉，法院将恭王府进行拍卖，后来被辅仁大学买去。溥儒等于1938年初离开了恭王府。
03
辅仁女院
1933年，根据教廷通知，辅仁大学由全球圣言会代替本笃会接办。1937年，受圣言会委托，圣言会牧师张维笃出面，以19.9万元依法购得恭王府位于地安门外三座桥路，东至府夹道、南至什刹河，西至什刹海河，北至西煤厂街的房屋五百六十九间，廊六十间，以及花园地亩，合计四十九亩三分的全部产权，用于辅仁大学添办女院。
买下恭王府后，辅仁大学即邀请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等人到恭王府进行测绘。随后对王府殿堂进行了拆改，如府邸东路乐道堂内的多宝格内装饰、中路嘉乐堂祭祀灶台、后罩楼西侧的室内假山等，皆被拆除，最终府邸多福轩成了女院图书阅览室、嘉乐堂成了礼堂、后罩楼成立女生宿舍，锡晋斋成为女生唱歌、下棋娱乐的地方。花园中的花房和花神庙被拆掉，建起了司铎书院楼，而花园中的“方塘水榭”等景观自然也成为辅仁大学神职人员休闲娱乐的地方。
·1937年营造学社拍摄的恭王府锡晋斋室内照片。
1939年9月，辅仁大学开始大范围招收女生，恭王府随改称辅仁女院，女院由圣神修女会管理。解放后，辅仁大学由中央教育部接办，其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1950年，于府邸部分成立了北京艺术学院。
·北京辅仁大学教授於东方人类学博物馆门前(现恭王府花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恭王府曾被公安部宿舍、风机厂、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使用过，部分建筑倒塌或被拆毁，所幸王府格局仍在。
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红学家王昆仑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恭王府，指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1982年2月，恭王府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中国音乐学院搬出恭王府，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2006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出。
04
王府旧藏
恭亲王奕䜣历经四朝，见证了大清王朝的未有之变，是晚清致力于改革的宗室成员。据《清史稿》、《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奕䜣自幼熟读经史，精研《通鉴》，具备很深的汉学功底。加之生活在皇宫大内，对历代书画名家名作以及各时期的文玩古董经常观摩考校，天长日久，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奕䜣逐渐成为了一位才学出众、精通古董及艺术品鉴赏的王爷。
光绪二十年（1894）奕䜣病逝后，由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继续住在府中。清朝被推翻后，为解决武力复辟所需的经费，溥伟加紧了“毁家以纾国难，尽出古董珍玩，招商变卖”计划的实施。为筹集复辟的“勤王军”的军饷，亲王府溥伟将家中的收藏，除字画之外的全部珍贵文物卖给了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恭王府难以计数的古玩珍品，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流失殆尽。
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记中曾记述了这次恭亲王府“挖货”之行是“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最终，山中定次郎以34万大洋的价格买下了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钟等全部恭亲王府的收藏。
这对于山中商会而言是一次大的赌博，同时也给山中定次郎带来一生最大的辉煌，奠定了山中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国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坚实的基础。山中定次郎购得的恭亲王府的收藏后，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被分为三批，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美国的古董店中零售。
恭亲王奕訢搜罗的历代字画是他最具份量的收藏，充分体现了他的高贵身份和艺术修养。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随着1911年清政府的灭亡，这些价值连城的字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岁月中就转换了东家，并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晋王羲之的《游目帖》，据说在1900年前后即流出王府，辛亥革命后流入日本广岛，1945年被原子弹炸为灰烬，现在只有复制品传世。唐颜真卿的《告身帖》，1913年前后被溥伟抵押给日本三菱公司，后无力收回。1930年被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购得，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辛亥革命前后流失于厂肆，后被日本收藏家山本悌二郎购得，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宋易元吉的《聚猿图》，1927年被溥伟的弟弟溥儒（溥心畲）售予日本人，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溥儒（溥心畲）。
唐韩干的《照夜白图》，1935年前后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以一万银元的价格购得，后来此画几经周折，最终收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37年被著名爱国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以四万大洋买到，随后即精心护卫。1956年他将此帖捐予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唐怀素的《苦笋帖》，乾隆时入清宫，后归奕訢、溥心畲所有，再后由周湘云得到，现藏上海博物馆。
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珍藏着一批原恭王府紫檀家具，它们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的成员，从北京带至上海，后又从上海携往香港，最终辗转至台湾的。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百年沧桑变，今朝依旧妍。”如今，在烟波浩渺的什刹海畔，恭王府博物馆依然是光芒不减的那颗明珠。
延伸阅读：
「国家一级博物馆巡礼」之一——博物馆Vol.001 | 故宫博物院
「国家一级博物馆巡礼」之二——博物馆Vol.002 |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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